2021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世界政黨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政黨理論研究基地、浙江（嘉興）中外政黨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一屆中外政黨研究高端論壇“中國共產黨百年與世界政黨”在浙江嘉興召開。來自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世界政黨研究所、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所、中共中央黨校、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南開大學等30余家單位的百余名專家學者，圍繞中國共產黨百年成就、制度建設和治國理政的成功密碼以及世界政黨發展狀況和態勢開展研討，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觀點，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成就與政黨外交
陳家喜提出，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取得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等各個階段的偉大勝利，一個重要的秘訣就在于擁有一支堅定執行各時期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龐大的干部隊伍。而這一隊伍的構建有賴于有效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梳理百年大黨干部選任制度的演化脈絡，總結出黨在長期的干部選任實踐中形成了黨管干部、突出政治素質與專業能力、強化民主選拔與績效導向以及突出年輕干部的選拔培養等有益經驗。面向未來，黨在優化干部選拔任用制度時，一是要暢通干部選任的外部通道，拓寬選人用人的視野，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二是要按照事業為上、人崗相適、人事相宜的原則選賢任能，針對專業性的領導崗位，探索“綠色通道”和柔性引才，采取定向招錄、掛職、特聘、選聘等方式引入體制外高層次專業人才，破除各種體制機制障礙以及行業部門地域壁壘；三是要做到知事識人，防止在小范圍選人、在熟悉身邊干部中選人，要面向長期在條件艱苦、情況復雜、急難險重崗位上埋頭苦干、經受考驗、成績卓著的干部進行定向選拔培養。
馬賽認為，妥當處理黨內關系是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持續奮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自建黨起，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把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探索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任務相適應的黨內關系。特別是在處理上下級關系、黨內干群關系和黨內同志關系三個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確保了黨始終團結統一，有效地肩負起了歷史使命。馬賽提出，要高度重視黨內關系，堅持靈活性與原則性的有機統一，黨才會永葆活力和凝聚力。
余科杰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對外工作中形成了三條重要的歷史經驗：一是不干涉原則。這一原則要求黨既不允許別的國家和政黨利用各種借口干涉黨的內部事務和國家內政，也不允許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去干涉別的國家和政黨的內政和內部事務。二是把國家利益和國家間關系作為政黨外交的根本出發點。這不僅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結晶，而且是“國家利益至上”這一準則的根本要求。只要人類社會仍然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構成單元，國家利益原則就始終是包括政黨外交在內的任何國際政治行為主體和外交形式必須堅持和遵循的。三是充分認識國際意識形態斗爭的尖銳性和極端重要性。一方面，必須始終堅持黨際關系中超越意識形態的基本準則，不受意識形態差異的牽扯，同一切愿意往來的政黨發展關系；另一方面，必須充分認識到，作為一種信仰體系，意識形態具有堅韌性、伸展性和強大凝聚力，相同意識形態之間天然具有親和力。
中國共產黨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孫建中認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中國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因而從一開始就具有國家性和國際性的雙重特征。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動力源泉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黨的最高目標這一歷史使命使然，化解“中國威脅論”這一剛性需要使然，重塑國際秩序的客觀要求使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在結合黨情、國情、世情的基礎上，吸收了人類優秀文明成果，提煉出具有鮮明特色和特定含義、不同于以往的政治主張。他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具有多元文化含義的概念，是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經之路和大門，是改進甚至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最佳選擇。更重要的是，新時代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可行性和可信性。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強大、最穩定、最有前途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和穩定器，“一帶一路”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全球治理是確保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的制度保障。
柴寶勇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作了深刻剖析，認為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外交領域發展的一個高峰。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個宏大的全球價值觀，它的提出需要深厚的思想基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是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體，而全球治理的目標是人類整體的完善，兩者是相融相通的。他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是試圖構建超主權的政治聯合體，而是更強調將全球利益這塊蛋糕“做大”“分好”，即實現全球公共利益的發展和促進全球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平，使利益能夠落實到不同國家、不同族群身上，使全人類都能成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受益者。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觀”“公天下”“和而不同”等要素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淵源。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人類文明已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統一體，當今世界不再有也不可能出現所謂“文明的孤島”。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而不同”的價值準則破除了現代國際關系體系“零和博弈”思維的局限性，強調兼容并包、共生共榮的國際交往理念，為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提供了思想引領。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追求“美人之美”的同時，也要保持應有的文明自信和戰略定力，堅守自身文明的獨特性，才能最終實現人類文明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研究
徐行通過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形成過程的研究指出，作為臨時憲法發揮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重要政治保證，實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化發展。在它從醞釀、誕生到最初實施、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周恩來發揮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在慶祝建黨一百周年之際，回顧和研究《共同綱領》誕生的政治意義和周恩來的杰出貢獻，對于新形勢下堅持和完善新型政黨制度有重要現實啟迪。
宋儉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凸顯了“中國之治”的顯著制度優勢?！爸袊巍钡谋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共治”，其真諦是人民的事情由人民商量，人民的事情由人民決定，以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全面深刻地體現了這一本質特征。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現代國家治理理念高度契合，發揮著凝聚共識功能、廣泛參與功能、政治監督功能，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
黃天柱認為，新型政黨制度走過了七十余年的發展歷程，已逐步嵌入中國政治體系與政治過程，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和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資源，從優化決策、維護穩定、平衡政治、柔化權力、深化民主等方面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價值、組織和制度支持。
孫林提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在多制競合的制度學習中結出的革命性成果，實現了三個突破：一是結構類型上的突破，既不是一黨制，也不是兩黨制，更不是多黨制，是一黨與多黨的結合、領導與合作的結合；二是政黨關系上的突破，包括政黨關系的地位法定、政黨建設的聯動、向心的政黨監督；三是運行機制方面的突破，超越了競爭性邏輯和行政官僚政治邏輯，形成了政黨的政治協商，實現了政黨運行機制上的重大變革。
武建強從多黨合作制度的歷史變遷出發，圍繞民主黨派履職情況，構建了一個“黏性生成—黏性稀釋—黏性維持”的分析框架：多黨合作正式制度的確立意味著黏性生成，非正式制度諸要素導致黏性稀釋，它的協調流暢程度決定著制度效能高低?；谏鲜隹蚣?，他總結了提升民主黨派履職效果的基本路徑，就在于使“建起來”的制度在實踐中“轉起來”，將政黨制度優勢轉化為政黨治理優勢。
錢牧探討了政黨協商與政協協商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的關系。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與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分別扮演著核心和關鍵性角色。政黨協商與政協協商互動的效應體現為三個關系范疇，即意見表達的“權威性”與“貼近性”、政治決策的“效率性”與“正當性”、協商過程的“協商成效檢驗”與“協商能力培育”的有機統一。
政黨政治比較研究
隗斌賢通過比較中外政治制度認為，西方政黨制度存在缺陷，如將部分人的“同意”等同于全體人的“認同”， 將程序正義超越于結果正義，將選舉中勝選的政黨、個人的意志凌駕于共同意志、公共利益之上，周期性選舉限制了公民的民主生活，公民的聲音在實際決策中消失。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根本保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精髓特色是多黨合作， 基本方式是政治協商。
張春滿對中國共產黨和部分西方國家執政黨的黨建網站進行了比較研究。他認為，西方執政黨網站的建設邏輯可以分為三種類型：政黨綱領展示型，政黨團隊展示型，政黨領導人展示型。中國共產黨的黨建網站則具有截然不同的風格，即政黨全面展示型。西方執政黨網站注重設計、內容突出、溝通至上等特點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關孔文基于中歐政黨政治的比較研究提出，雖然歐洲政黨政治和治理發展較早，但中國共產黨基于人民主體地位，結合法治建設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治理路徑，體現出鮮明的社會主義政黨及其意識形態特征。由于中國和歐洲對政黨治理的概念界定、理論建構以及目標限定等層面皆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治理路徑層面，中國依托黨和政府“自中央至地方”的層級而建構多元治理格局，而歐洲則體現為“超國家層面—成員國層面—次國家層面”的“行政—立法”治理格局。
孫潤南從歷史維度提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西方政黨制度呈現了“不變”與“變”的邏輯，即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呈現穩固的政黨關系，西方政黨制度呈現沖突和對抗主題。從政黨行動維度來說，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西方政黨制度分別表現為“和而不同”及“合法反對”的邏輯，即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能夠實現價值多元和政治一元的有效統一，而西方政黨制度鼓勵政黨之間的相互博弈。
世界政黨發展現狀與趨勢
龔加成基于對政黨問題的全面研究，通過綜合分析提出，截至2021年5月，全世界200個國家和地區一共有 5000多個政黨，而歷史上存在過的政黨則約有35000個。截至2021年，世界上的百年老黨有70多個，從意識形態來講中左右都有，從地域來講覆蓋了各大洲。百年大黨的共同特點是意識形態上與時俱進，長期保持對政府的影響力。他提出，可以從兩個指標對國外政黨黨員數量進行考察：黨員在選民中的比例和黨員人數的增減。以西歐政黨為例，這兩個指標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均呈現大幅減少趨勢。
林德山提出，歐洲百年大黨起伏的歷史經驗表現出如下共同特征：在思想意識方面，既表現出相對連貫的政治意識形態（或政治原則）以及由此體現的鮮明的身份特征，又表現出思想意識的可調適性（或實用主義特征）；在組織和政治戰略方面，在長期擁有相對確定的政治基礎上，保持對其他社會群體的相對開放性；在政治議程和政策方面，在擁有相對明確、體現自己身份特征的政治議程的同時，保持對復雜或變化環境的變通性。保守主義政黨更突出政黨領袖在黨的組織以及政治戰略方面的主導功能，更突出黨作為執掌者的治理功能；社會民主黨更長于政黨的組織和集體功能，更長于黨的社會動員能力；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則更強調政治訴求和政治議程的平衡。進入21世紀后，歐洲傳統大黨的優勢受到更大的挑戰。
郭定平基于對日本政黨制度特別是自民黨的深入研究提出，自民黨在長期執政過程中，經歷了官僚優位論、政黨優位論和首相（官?。﹥炍徽撊齻€不同的時期。戰后在自民黨長期執政、政局穩定與政官關系協調的情況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較好，例證是自民黨長期執政的“1955年體制”和安倍晉三執政期間的治理效能。但在自民黨下臺或政黨聯合執政下，日本政局不穩、政官關系惡化，國家治理效能受到影響。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自民黨內閣更迭頻繁，政局不穩，經濟政策不斷調整，形成惡性循環，乃至出現所謂“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
楊云珍、王聰聰提出，歐洲中左翼政黨、激進左翼政黨的發展和走向表明，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由于高度全球化與國內政治之間存在著根本張力，歐洲中左翼政黨處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袁超以2021年9月將要到來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為分析對象，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考察案例提出，社民黨在德國政黨政治生態演化中遭遇了嚴峻的政黨發展危機，雖進行了意識形態調整，但并未走出危機，反而陷入“左右失據”的困境。因此，他提出政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調適要以社會結構性變量基礎上的政黨體制發展為參照。
閆瑾研究了德國基金會在政黨和國家決策機制中的作用，以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有著密切關系的弗里德里?！ぐ鼗饡閭€案，分析了其組織機構、資金來源、政治社會功能。他認為，在德國外交決策過程中，艾伯特基金會是不可或缺的預警系統、信息來源和咨詢對象。該基金會是影響德國外交決策的特殊渠道，一方面它作為非政府組織是獨立的對外關系行為體；另一方面又接近政黨，與之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定程度上是官方外交政策的工具。
趙超對法國政黨特別是法國共產黨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在法國共產黨百年發展歷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三個關鍵性問題。一是政權獲取渠道，是通過暴力革命還是代議制民主。法國共產黨進行了改革性探索，實現了“破”，但未能“立”。二是社會基礎，是依托傳統的工農聯盟還是盡可能地吸納各個階層的民眾。從法國共產黨更換黨旗標志可以看出，它不再強調階級立場，失去了原有的群眾基礎。三是黨際關系，是聯合其他左翼政黨還是保持自身政治獨立性。法國共產黨在這些問題上一直搖擺不定、猶豫不決，因而影響了它的發展。
那傳林圍繞俄羅斯政黨財政問題，以第七屆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中獲得席位的共14個參選政黨為研究對象展開分析。其結論如下：一是財政因素并不是影響選舉結果的最重要變量；二是統一俄羅斯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是俄羅斯目前最有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政黨；三是除俄共之外，俄羅斯其他主要政黨都存在合法的直接政治獻金；四是俄羅斯政黨印刷宣傳品要比電視宣傳效果好。
學者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給予了更多的關注。陳金英分析了印度人民黨的特殊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通過梳理其成立背景、核心理念、組織訓練與同盟家族，指出國民志愿服務團負責精英輸送與培訓以及政治動員和社會服務，并以非正式方式分享權力，是導致人民黨政治右傾的重要因素。周建勇用實證方法探討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形成一黨獨大體制的原因，認為集選區制這一獨特的選舉制度設計發揮了關鍵作用。該選舉制度既適應了新加坡的政治社會結構，也壓縮了反對黨參與選舉的政治空間，確保了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的絕對優勢地位。李智育研究了土耳其共和人民黨建黨百年來意識形態的演變及其成因，特別是主要領導人在黨的發展歷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宋清潤回顧了1928年以來泰國政黨發展的歷史，提出泰國至今未能建立起符合本國國情的、穩定的、規范的政黨制度，政黨要在國家政治生活中長期處于中心地位，尚需時日。顧佳赟提出柬埔寨的政黨政治一直在西方價值與東方文化之間調適，當代柬埔寨政治發展或許不是對西方民主化設計的完美回應，但卻維護了柬埔寨國家政治穩定，實實在在地推動了國家的發展。
金龍勛對當代韓國的政黨體制特征、困境及其走向進行了研究。張添對2016—2020年緬甸政黨政治進行深入分析，指出了民盟執政時期的政黨結構特征。武祥對巴基斯坦的政黨政治新變局進行了研究，分析了新變局的成因及其影響。
做好政黨研究的建議
對在新形勢下如何做好政黨研究，學者們也進行了深入探討。
金鑫提出“三個要”：一是要胸懷全局，以“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和全球視野，兼顧國內與國際，打通中國與世界；二是要縱貫古今，通過世界政黨發展的歷史演進，準確客觀研判形勢的發展變化；三是要緊貼關切，政黨研究需要緊貼中央關切，將理論探索與服務決策有機結合起來。
世界政黨政治研究可以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系統發力，共同為推動構建更加良性互動的新型中國共產黨與世界關系做好理論思考和政策準備。在宏觀層面，把握好總體研究方向，深入總結好我們黨百年的革命和建設經驗，尤其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和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同時，要深入研究探討百年變局背景下世界政黨和政黨政治總體發展趨勢、世界政黨面臨的共同機遇和挑戰及如何進一步推動構建新型中國共產黨與世界關系等重大命題。在中觀層面，歸納構建好相關規律和理論，既要總結歸納世界政黨發展的客觀規律，跟蹤研究世界不同政治思潮，也要擺脫西方學術話語和思維束縛，構建基于中國國情、中國經驗、中國范式的新型政黨研究理論體系。在微觀層面，深入解剖好相關具體問題，以“解剖麻雀”的精神對世界政黨政治中的突出和典型現象進行分析，以小見大、見微知著，深入把握其新變化、新情況、新特點。
（執筆人：肖歡，浙江（嘉興）中外政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周淑真，浙江（嘉興）中外政黨研究中心主任；汪浩鴻，浙江（嘉興)中外政黨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
